作为邵阳布袋戏传承人，燕窝岭70岁的刘永安只有一个徒弟：刚满12岁的孙子。除了面对媒体的镜头，只有在村子里有白喜事时，他才会接到表演邀请。而他和堂兄刘永章，是仅剩的两位布袋戏艺人。
曾经最鼎盛时期，全村的布袋戏担多达118副。每年农闲时节，刘氏家族男女老少皆挑着担子外出卖艺，表演布袋戏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谋生手段，还曾随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剧团先后两次出访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前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东南亚。
元宵节期间，刘永安和另外9位梅山木偶戏艺人一起，受邀赴长沙表演。10位老艺人，每天交替演唱，在这里度过4天4夜。
演戏时，刘永安就坐在戏担支成的“轿子”里，嘴里吹、唱，手指操控着布偶伸出帘幕表演。
正月十二，刘永安见到了一位故人——民间文化研究工作者刘启后。这位头发花白、被圈内人昵称为“老后”、今年已72岁的老人，此番特意从长沙赶来邵阳县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邀请刘永安前往长沙坡子街火宫殿，在元宵节期间表演布袋戏。
一起受邀的，还有来自隆回梅山的9位木偶戏表演者。在农村，有“70不留宿，80不留饭”的说法，10位老艺人，年纪最大的87岁，平均年龄超过60岁，要在春运期间携带大批木偶道具赶赴省城长沙，绝非一件易事。看着后老连续几夜睡不着觉，爱人特意为他买好救心丸。他一一了解每个人的情况，谁有高血压，谁晕车，作好详实的记录后，他请朋友安排了一辆大巴，先在隆回接上9位木偶戏艺人，又绕到邵阳载上了刘永安。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也让这些老人来见见世面。他们中有些人甚至都没出过县城。”后老说。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老艺人们抵达长沙，被安排住在坡子街火宫殿附近的一家旅馆。刘永安放下那只破旧的“担子”，准备第二天的演出。
正月十三，上午9点，火宫殿戏台。木偶戏班子支起大竹架，牵起红布棚，9个人手忙脚乱，各种各样的木偶挂上去，锣、鼓、唢呐一一摆出来，戏没开始，已经聚集了数十名摄影师的“长枪短炮”。
戏台一侧，刘永安坐在条凳上，拉开大布包，请出唢呐，往胸前挂上自制的“扩音器”，从一只小药瓶里掏出形似一颗假牙的哨子，塞进嘴里，用食指堵住一只耳朵试音。所有乐器调试妥当，他弯腰解开木担上两颗生了锈的铁“搭扣”，噗嗤一声拉开担子，一个由卡通图案布料做顶、蓝印花布做围的“小轿子”应声展开。
将“轿子”在条凳上支稳后，刘永安一头钻进去，开始摆弄各种布偶：木头雕刻造型、绘彩而成的头部，布袋做的身子，生、旦、净、丑各路角色一应俱全。他准备演《西游记》中的一折，时长半个小时。“在这里没法唱那么长。以前在村子演，一场戏差不多要演90分钟。”刘永安从“轿子”里探出头说。
布袋戏表演被安排在木偶戏之后，分上午、下午两场交替上演。锣鼓声起，红色大棚里，木偶戏热闹开场，伴随着台下观众的吆喝声，9位表演艺人或敲锣、或吹唢呐、或迈着舞步举着木偶轮番上阵开嗓。刘永安独自坐在旁边的“轿子”里，默默等待着。
半小时后，木偶戏表演结束。“轿子”里渐次伸出孙悟空、唐僧和白龙马。空气中传来细细碎碎的唱词，它们从刘永安胸前那只老旧的扩音器里出发，在鼎沸的人声里被切碎。相比刚刚红色大棚里的木偶，刘永安套在手指上的布偶显得太小，站在台下看，甚至分不太清角色。没一会儿工夫，除了几位摄影师还围着“轿子”拍个不停，观众已散去大半。
正月十四，清晨6点。习惯早起的刘永安准时起床，一个人走到江边抽烟、散步。每根烟都抽到仅剩滤嘴。“最好的时候，村子里有100多副担子哩!老刘家的屋子，都是靠唱戏盖起来的。”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回忆记忆中的布袋戏。
时间拨回明崇祯六年间。为躲避战乱，刘氏的先祖挑着一副布袋戏担，携妻儿从江西吉安一路来到密林深处的燕窝岭，结茅棚，垦荒地，落地生根。他半年务农，农闲时即挑着戏担外出演艺。因行头简单，表演诙谐逗趣，很受人们喜爱，一些大户人家还常邀他唱堂会，收入也比较可观。刘氏家族便以此维持生计，并订下规矩：要将此“一个人演一台戏”的秘技世代传下去。
清朝末年，燕窝岭刘氏族人将演唱布袋戏作为唯一的谋生技艺，个个挑着担子外出卖艺求生。最鼎盛的时期，全村的布袋戏担多达118副，形成了“衡阳渔鼓祁阳戏，邵阳南路耍把戏”的民间艺术格局。
1945年出生的刘永安没有赶上这最辉煌的时候。抗战时期，布袋戏担慢慢减少至几十副，从艺的刘氏族人不到10人。15岁初中毕业，刘永安开始跟着父亲外出卖艺。每年重阳节后出发，一直到次年清明后返家。整个农闲时节，他帮父亲挑着担子，挨村挨户，走到哪唱到哪。
“我们常常和村子里的渔鼓艺人、八字先生结队出发，一个人走那么久太孤单了!”刘永安说。每走到一个地方，这支小队伍散开，各自表演去，一路走，一路用树叶在地上做标记，晚上按照标记重新聚合。
每到一个新地方，要召集观众怎么办?刘氏艺人有最古老的方法：到老百姓赶场的地方，拉横幅，打标语——湖南古装布袋戏，并注明时间、地点和当天的节目单。“我们会搞宣传嘞!”刘永安呵呵地笑。
时间到，村民们聚集过来，只需找张八仙桌，往晒谷坪、田埂上随便一放，将“轿子”支开，人哧溜爬进去，就可以开唱了。有时还能从生产大队借来汽灯，在旁边一打，效果更佳。
一场戏5块钱，大都由生产大队集体给，有时是村民凑1斗米，能供一两天的伙食。“那时5块钱可抵钱了，县委书记一个月才90块，我们唱戏一个月五六百!”就这样，刘永安跟着父亲年年走，日日演，脚步遍及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浙江6个省。他的叔父刘恒贵，曾随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剧团先后两次出访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前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东南亚。
“最困难的是睡觉。有的村民心好，会让我们留宿一晚。但常常只能住在庙里，或者找一个废弃的祠堂。”打开戏担，扯下布棚，就是他们的地铺和被子，“所以布袋戏土称被窝戏嘛!”刘氏家族流传着一句话：日吃千家米，夜睡古庙里。正是在这些古庙的“被窝”里，刘永安每天晚上跟着父亲学唱词、舞动作，练好了基本功，加上白天不停地看父亲演唱，耳濡目染，很快接过了父亲的衣钵。
文革时期，布袋戏不允许再唱。正值青壮年的刘永安到人民公社食品站杀了6年猪。之后还补过锅、阉过牛、打过爆米花。“从那时起，做这些可比唱戏赚钱多了!”刘永安说，虽然被禁止，但父亲还是忍不住偷偷出去演，“他年纪大了，只有这样一个谋生技能，不管怎样，老百姓当时还是爱看啊!”
文革结束后，邵阳布袋戏几近绝迹。刘永安有了其他收入来源，渐渐也很少唱戏。直到2002年以后，刘启后和邵阳市群艺馆原馆长覃保来等民间文化研究者多次深入燕窝岭，终于挖掘出刘永章、刘永安兄弟保存的两副残缺不全的布袋戏担和一批保留曲目。
刘永安买来蓝印花布，重新布置，配上彩色的流苏，再次支开的戏担重焕光彩。钻进“轿子”，刘永安仔仔细细地回忆着每一折戏的鼓点、唱腔和动作，舞起手指重温那些长达90分钟的剧目……
从2003年开始，邵阳市政府拨出专款用于抢救布袋戏、保护其传人。2005年，《三湘都市报》深入燕窝岭采访刘永安、刘永章及布袋戏保护与传承现状。同年8月，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派出摄制组来到邵阳，专门拍摄邵阳布袋戏的艺术专题片，并在黄金时段播出。2006年5月，邵阳布袋戏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家财政下拨专款20万元用于邵阳布袋戏的抢救、保护和传承。
2015年，刘永安70岁，他的堂兄刘永章73岁。除了面对媒体的镜头，平日只有村里办白喜事时会找上他们。作为布袋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永安每年能领到1万多元的补贴，但必须带徒弟。如今，12岁的大孙子已跟他学戏两年，还在练基本功阶段。“国家规定的，他喜不喜欢都得跟我学啊!”刘永安掰着手指算，“儿子没正式跟我学过布袋戏。现在他搞装修每月能赚1万，我在白喜事上演一场300块。”
正月十五，元宵节。长沙河西尚书房茶馆，60多位观众坐在刘永安的戏担前，听他一人吹、打、弹、唱完成一出“独角戏”。
因空间有限，隔得较远的观众看不太清，戏担里的表演结束后，刘启后建议他撤下戏担表演一次。在后老的帮助下，刘永安将条凳搬上大桌，直接坐上去表演了一番。道具、手法、眼神、表情以及条凳上的“玄机”，走出“轿子”一一展现在大家面前。
期间，外面传来橘子洲烟花声，时而淹没了刘永安的声音，有小男孩哭闹着要妈妈带出去看烟火。彻底颠覆的生活方式，几近流失的生存土壤，截然不同的表演场地，甚至，从糊口谋生到呼唤乡愁的功能转变，让眼前这只花花绿绿的“轿子”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的落寞凄美。但坐在桌上的刘永安神态安定。一挥手，一抖脚，鼓点节奏起，嘴里的哨子声起。他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唱起来，头顶的灯光，把他额上的汗珠照得透亮。